论文：巴人新探与賨人国
作者：邱述学
图为作者邱述学。
引子
20世纪二三十年代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出现以顾颉刚、胡适、钱玄同先生等人的：“疑古辨伪”，先后持续讨论了15年的光景。针对顾、胡等人的疑古辨伪的思想，罗振玉、王国维提出了“二重证据法”，郭沫若、李学勤又提出“多重证据法”。看来顾、胡的主观唯心论，被罗、王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击败。郭沫若、李学勤推崇罗、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。
这可看出史学界研究过程中，存在的一个“弊端”，顾、胡主张的“耗学”或是“创学”，需要打个问号。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了，顾、胡的“耗心、耗力、耗国家”，是毁史的一种主张。罗、王、郭、李提出的“多重证据法”，是“创学”的一种主张，有利于史学的科学研究。
我们需要改革，借用商鞅变法的一句话：“苟可以强国，不法其故；苟可以利民，不循其礼”。又《孟子.告子上》：“苟得其养，无物不长”。
在当代研究社会人文科学的领域，不乏其人陷入浮躁、随意的陷阱。所以我们要克服“随便”，需要以“多重证据法”的理论为动力促进行科学“创新”，敢于担当，是每个学者的良知。
对历史的研究，应在方法上、理论上有所突破。当下的学术研究有实用的一面，有虚无的一面。如果宝贵的历史资源不能为精神和物质文明服务，其价值又怎样体现出来？也不符合21世纪人类发展的大潮流。
就研究巴人历史是一个严肃的课题，据经典文献显示，它揭示了中华民族的根文化，既然这个工程很伟大，我们就来一次新探试论。
一、 巴人的起源
1、 远古时期的巴人
巴人是史前的一种民族，据《山海经.海内经》载：“西南有巴国。大昊生咸鸟，咸鸟生乘厘，乘厘生后照，后照是巴人。有国名流黄辛氏，其域中方三百里，其出是尘。有巴遂山，渑水出焉”。[1]（p567）
《山海经.》指的“西南有巴国”，是指整个巴蜀地区。大昊是指伏羲，文中的伏羲就是远古巴人的始祖。建国有名流黄辛氏，域中方三百里，是流黄辛氏国的范围，其有车辆平凡往来，常常卷起尘土。巴遂山为都广之山，即三星堆，也是后来的轩辕之国。三星堆古称绳乡，绳水是从绳乡流出的一条江。《山海经》记载的流黄辛氏之国，可以追溯到伏羲女娲黄帝时代的古国。
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出来的青铜立人巨像，高2.62米，重达186公斤，属世界罕见的青铜像。后经众多专家、学者考证、著书、撰文，鉴定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始祖——伏羲。
现代新研究成果，蒙文通先生著的《古族甄微》、徐中舒先生著的《论巴蜀文化》、邱述学先生著的《中华新西羌史.华胥、伏羲母子考》等论证，华胥、伏羲出生于阆中，是巴人的始祖。还有现存芦山的《樊敏碑》证实樊氏巴族大姓，他们以伏羲为祖。阆中几位学者的研究成果，也证实伏羲出生于阆中。
三星堆发掘出来的巨人铜像，经胡太玉先生、白剑先生、邱述学先生等学者论证，一致认为是中华文明伟大始祖——伏羲。从上述考证，可以认定《山海经.海内经》的记载，是与现代考古和众多学者鉴定是一致的，确实可信。
约6000年左右的巴人和巴国起源于阆中，后来扩展到三星堆，续后扩展到川东北宣汉罗家坝、宕渠賨城，再往后扩展到江州（今重庆），鱼复（奉节、巫山）。可见巴人规模大、地域广阔，占据了四川半壁江山，就是常说的西蜀东巴。
2、 夏周时期的巴人
续远古以来至夏代，《华阳国志.巴志》称：“《洛书》曰，人皇始出，继地皇之后，兄弟九人分理九州，为九囿，人皇居中，制八辅。华阳（今成都）之壤，梁岷之域，是其一囿，囿中之国则巴蜀矣。五帝以来，黄帝、高阳之庶世为侯伯。及禹治水，命州巴蜀，以属梁州”。[2](p4)
梁州地域：“至华山之南，西距黑水。华山在今陕西华阴县南，为《禹贡》雍州、梁、豫三州分界点……其南为梁州，东汉《地理风俗传》曰：西方金刚之气强梁，故梁州。”梁州在夏代（公元前2071年）大致包括四川、云南、贵州三省以及甘南、陕西以至湖北部分地区。
梁州主要是巴蜀两国，其囿一称国，而巴蜀于囿是不分家的。参加鲧治水主要是巴蜀人。鲧是黄帝的孙子高阳所生。禹治水成功后，舜赐予禹为天子。《左传.哀公七年》载：“禹合诸侯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。”有人认为在浙江会稽（今绍兴）召开。史载是“会诸侯于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”的封赏盛会。涂山、即今重庆（巴县）。巴蜀治水功臣也参加此次大会。
周代的巴人为除商纣立下了汗马功劳。《史记.周本纪》载：“武王闻纣昏乱暴虐滋甚，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：殷有重罪，不可以不毕伐。乃遵文王，遂率戎车三百乘，虎贲（ben奔）三千人，甲士四万五千，以东伐纣。”[3]（p32）
参加武王伐纣的有西南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卢、彭、濮八国为虎贲，对武王伐纣起了决定作用。
据《华阳国志、巴志》载：“周武王伐纣，实得巴蜀之师。巴师勇锐，歌舞以舞凌殷人，前徒倒戈，故世称之曰：“武王伐纣，前歌后舞也。武王既克殷，（封）其宗姬于巴，爵之以子。（子的爵位，排在第四等）[2]（p4）
当代学者对西南八国少数民族伐纣有争议，但一般不足为怪。依据《中华远古史》权威考证，西南八个少数民族都是蛮夷戎狄，羌在西蜀，髳、微在巴蜀，泸、彭在西北，庸、濮在江汉。[4]（p48）这八个少数民族都在《禹贡》划分的梁州内，在巴蜀内与边缘相邻。
在古代历史上，巴蜀八个少数民族为周武王伐纣立下汗马功劳，写下了辉煌的一页。
3、 巴人另一来源廪君种
据《世本》载：“廪君之先，故出巫诞也。”即郡治（今四川巫山县，包括湖北恩施）。据民族学家李绍民先生论：“巴人即廪君种的来源有二处，其主源可追溯到我国东部的濮越人，（汉中汉水安康湖北竹山一带）；次源可追溯到我国西北的氐羌人。[5]（p58）
廪君种巴人来自濮越系统，见《后汉书.南蛮西南夷传》李贤注引《世本》，也就说巴国首领是廪君。但据《太平寰宇记》称：“廪君种不知何代？”《世本》的“诞”而又写作“蜑”。故《说文》解：“蜑”，南方夷也。蜑人属于濮越族系。《隋书》卷《南蛮》即言蜑为：“古先所谓百越是也。” 蜑人起源为秦汉时期。巴郡有蜑民、汉晋江州（今重庆）有蜑民。邓少琴先生考：“其在江州结舫而居者，必多蜑族。”《世本》所证，廪君来自蜑人。李绍民先生称：“蜑人与氐羌族融合在先秦巴人后，却不同于一般的蜑人。”[5]（p60）
可见廪君种不是巴人的先祖，只是巴人的一支。现代研究成果表明，追根溯源，伏羲才是巴人的先祖。现代研究新成果与《山海经》和多位学者运用“多重证据法”论证是相吻合的。
廪君作为巴人秦汉时蜑人首领，一直受到鄂西一带土家族的敬仰。咸丰《长乐志.寺观志》载：“向王庙供奉廪君神像，按廪君世为巴人立者……世俗相沿呼为向王天子。”这段文字印证了文献的记载。
今日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、湖北、重庆，分散的有四川、贵州、云南等。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，土家族人口为835.39万人。
他们沿袭巴人习惯生存方式至今。涪陵考古发掘出“虎钮錞”具有代表巴人的特点。土地家族聚居区正当古巴国的领域。今重庆、鄂、湘、川、黔，这些毗邻地带的土家族地区，亦可作为土家族源于巴人的佐证。
4、秦汉时期的巴人
东周战国时期的巴文化，1950年，在昭化宝轮院和巴县东笋坝发现大量的战国墓，在学术界首次提出“巴文化”的概念。秦汉时巴东地区的古人，“令向令望”其属有濮、賨、苴、共、奴、獽、夷、蜑之蛮。曾参加武王伐纣的濮人仍延续巴人地区，也分散西南名省。賨人是巴人重要的一支，又称板楯蛮。秦时居今四川嘉陵江，渠江及川东长江流域一带。汉末以后，迁徙关中、甘肃、陕南、乃至江汉流域。苴（ju 居）巴人的支，自巴郡北至广元宝轮有苴人墓。獽又称夷，乃巴人一支。蜑（dan旦）巴人一支，居汉水黔州彭水。
賨人帮助汉高祖定三秦。刘帮封范目首领，为阆中慈凫乡侯。并奖赏賨人、卢、朴、沓、鄂、度、夕袭下不供租赋。《后汉书》并未复除七姓之外，余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。看来《华阳国志.巴志》记载巴人和賨人与当今考古相吻合，确属信史。
5、巴人考古现状
殷商甲骨文中有“巴方”一词，大约指巴人活动的区域。《华阳国志.巴志》载：“秦举巴以前，巴地东至鱼复西到僰（波）道，北接汉中南极黔、涪。”民族学家李绍民先生考证：“巴人区域大约指东至奉节，西至宜宾，北接汉中，南迄川东酉、秀、黔、彭数县及黔东、湘西部分地区。[5]（p61）巴人区域界定与文献相吻合。
根据四川、重庆、湖北、考古发掘的各地巴人遗迹，分别记录如下：
川北战国巴文化：1950年，在昭化宝轮院和巴县东笋坝发现大量的战国墓葬。巴西商周文化：2005年，在阆中彭城发掘出大量商周器物，对认识巴文化的关系有重要作用。川东战国文化：2007年，在宣汉罗家坝发掘东周战国墓葬39座，扩大了巴文化的影响。1970——2012年，在渠县城坝发现賨人城址，属巴文化重要一支。
重庆发现大量巴人遗迹，开县余家坝遗址发现战国墓群；云阳发现战国至西周的简牍50余字；云阳马粪沱又发现战国墓群；涪陵小田溪发现战国墓，13号墓认定为巴王墓，还有14枚“错金编钟”，是世界罕见的乐器。川东南发现巴人文化复杂规模大，是巴人重要的一支。
湖北宜昌建成的三峡“巴王宫”，揭示巴族首领廪君和板楯蛮的存在。
从考古看古巴人历史悠久、文化厚重、地域广扩，人口众多，估计巴人有100万人左右，其后裔土家族现已达到800多万。前面已论证巴人主源在嘉陵江上源阆中，再论川东巴人宣汉罗家坝遗址、渠县城坝賨人遗址。
二、 宣汉巴人与賨人国
1、 宣汉罗家坝遗址
罗家坝遗址，位于普光镇进化村罗家坝。该遗址为半岛三江一级台地上，其三面被河环绕。罗家坝遗址，由外坝和内坝组成，其外坝西长1200米，南北宽300米；内坝张家坝东西长700米，南北宽200米，总面积约60万平方米。
1999年和2003年，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两次发掘，清理墓葬39座，出土铜器、陶器、玉器等文物1000多件。它是20世纪末发现面积最大的巴文化遗址。2001年6月，罗家坝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2003年3—7月第二次发掘，发现一座大型坑墓，南北长9米，东西宽7.3—5.5米。随葬品达180件以上，大部分是青铜器，另有陶器、骨牙器、玉器等，其中青铜器达100件以上。墓葬规模大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光冀称：这座墓是当地首领（蛮夷君长），年代相当战国时期。该遗址具有区域性中心聚落地位，对巴文化探索具有重大意义。
2、 渠县城坝賨人遗址
城坝賨人遗址，位于渠县土乡镇渠江东岸城坝，占地为550万平方米，西、北、南、三面环渠江，东接佛耳岩。引渠县博物馆馆员史向武的考证。
该遗址，从战国到南北朝近1000年历史，为川东地区政治、经济文化中心。1970年考古发掘以来，对城坝遗址有多次发掘，发现一批西汉时期的木椁墓，还出土铜矛、铜戈、铜斧等40多种，而其中礼乐器证实城坝遗址墓葬，为賨族王侯一级墓葬，珍贵“上釉砖”是国内首次发现。
该遗址为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伐巴蜀修建，东汉时，车骑将军冯绲（gun 滚）增修其城，又称“车骑城。”发掘证实了《华阳国志.巴志》的记载。賨人是巴人庞大的一支，他的去向，有人说与土家族融合，賨人与濮族又称板楯蛮、经推测賨、濮为一族。
賨人国沿嘉陵江至渠江至长江一带很强大，在政治、宗教文化方面有强大的凝聚力，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。
2006年，城坝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三、 巴人对历史的贡献
谁是巴人的祖先？
依据《山海经.海内经》、《世本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帝王世纪》、《路史》等十多种经典文献，还有考古文物《樊敏碑》、三星堆巨人铜像证实，现代大师蒙文通、徐中舒、学者邱述学，还有阆中多位学者论证，伏羲生于阆中，又有胡太玉、白剑、邱述学等学者论证，三星堆巨人铜像为伏羲即巴人的先祖。这些”多重证据法“的论证，是比较科学的和可信的。
巴人先祖伏羲创《易》是中华文明的开始，也是文字的开端“一画开天“是中华文明的曙光，亦是文字的肇端，在学术界基本上达成共识。伏羲与女娲教人结绳捕鱼、织布造屋、寻百草治病、兴规立矩。把中华文明又向前推进了一步。
伏羲先祖，不但对中华民族的贡献，而且也对人类有巨大贡献。阴阳哲学解密宇宙，又指导中医药理论，对生命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，有人类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后续巴人发扬先祖的智慧，解决人类各阶段的生存问题。巴人助大禹治水成功，商代助武王除纣暴，秦、汉时代筑大城等，有成都少城、阆中古城，宣汉罗家坝，渠县賨国古城等，形成了一股造城高峰。
从历史的演变看巴人，巴人智慧、勇敢、顽强、拼搏、爱国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前进和振兴，点点点滴滴，给后人留下一笔取之不尽，用之不完的宝贵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，为历史写下了辉煌的篇章，她将永放光芒！
参考文献：
[1]海南出版公司编《山海经.海内经》[M]2007年10月
[2]、[2]常璩撰《华阳国志.巴志》[M]2007年6月
[3]司马迁著《史记.周本纪》[M]岳麓书社2004年7月
[4]王玉哲著《中华远古史》[M]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
[5]、[5]、[5]李绍民著《巴蜀民族史论集》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
（作者系四川大学综合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、研究员、长江文明研究课题组组长；四川省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成员、文化遗产专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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